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_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的诗

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_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的诗

       感谢大家提供这个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问题集合，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和分享。我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学习，为每个问题提供清晰而有条理的回答。

1.咏荆轲的创作背景

2.己亥杂诗·陶潜诗喜说荆轲的作品简析

3.咏荆轲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4.咏荆轲赏析

咏荆轲的创作背景

       这首诗同《咏三良》、《咏二疏》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当时陶渊明五十岁，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

己亥杂诗·陶潜诗喜说荆轲的作品简析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 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 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 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422年）， 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 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 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 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 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 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 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 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 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咏荆轲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可以说，在这一组诗中，定庵向时人、也向后人集中展示了自己复杂而又饶具魅力的内心世界。研究龚自珍其人、其文学成就，《己亥杂诗》应是重中之重。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以“平淡而山高水深”（黄庭坚语）的人格魅力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奇趣” （苏轼语）博得后代无数诗人的歆慕。在一片称其“古朴平淡”的赞誉声中，理学大师朱熹则别有会心地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140）。这似是最早的揭陶渊明“豪放”真相的高论。龚自珍于返乡舟中读陶诗，于朱子之言心有戚戚焉，遂借题发挥，着重阐发其不为人知的“侠骨”与“卧龙豪”（《己亥杂诗》一三零），笔致骏发精悍，仍不脱其剑气纵横的本色。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九首。有赏析此诗者称“吟到恩仇”二句亦定有自己际遇的影子，不无道理，惟不可坐得太实，以致沿此思路去“鸡蛋里挑骨头”式地寻找“丁香花”一类本事，反为不美。

咏荆轲赏析

       《咏荆轲》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对黑暗政治、强暴势力的憎恶和铲强除暴的愿望。

       《咏荆轲》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首借史咏怀、托古言志的咏史诗。全诗有详有略的写作特点十分明显，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写荆轲之行，以此着力渲染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慷慨悲壮之举；刺秦王的过程只以“图穷”以下四句简要叙述；诗的最后两句，体现了诗人对奇功不建的无限惋惜之情。此诗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别具一格。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好了，关于“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介绍对“陶渊明为什么会写咏荆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